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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考试分数录取到底公平不公平?

来源:考生网 日期:2019-04-03
  近期,纽约8所著名公办特殊高中的升学考试SHSAT,再次成为华人高度关注的新闻。因为这8所高中最新一期的录取结果公布,亚裔学生占到新录取学生的51%,其次是白人,占29%,非裔与西裔各占4%和7%。面对这一结果,一直试图推翻这8所高中招生录取政策的纽约市长白思豪(Blasio),激烈抨击按分数录取的SHSAT是不公平的,是“大规模种族隔离”,誓言要改革这一主要看分数的招生制度。
 
  SHASAT考试类似于我们的中考,诞生于1971年,是纽约最好的8所公办特殊高中的入学考试。SHASAT不考虑种族、收入等任何需要特殊照顾的因素,以学习成绩为核心录取依据。在这一制度下,这8所特殊高中长期被以华裔为核心的亚裔学生占据。2017-2018学年,亚裔学生占比甚至高达60.9%。
 
  白市长并非第一次抨击SHASAT考试,其上任伊始就开始抨击这一招生制度。近年在白市长的影响与推动下,纽约教育局局长与议长议员们也曾多次抨击这一招生制度不公平,并启动了“人种多元化”的招生改革。
 
  此次录取结果公布后,纽约教育局局长卡兰扎公开批评:“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特殊高中里不可接受的现状,一次考试就决定命运的政策现状必须被改变。”在他们看来,这种只看分数的录取制度是不公平的。根据目前拟议的方案,亚裔比例将被削减一半以上,非裔与西裔占比将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 
  白市长把一个招生制度扯到种族问题,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定性,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这种国家,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,这是不能碰的神主牌,不管是什么政治人物。从这一点上,足见这位市长招生改革的决心之大。
 
  其实最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一招生制度当初建立的核心宗旨也是公平。
 
  60年代末70年代初,美国兴起了一轮对平权法案在教育领域的质疑与否定之声。
 
  60年代,平权法案开始在美国教育领域得到全面贯彻,其核心做法就是不能仅仅以成绩评价学生,必须做族裔平衡,比如照顾黑人的比例。但在60年代末,这一做法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,对一部分人的保护,必然是对一部分人的歧视,即所谓反向歧视。一位白人女生起诉加州大学,认为自己因为是白人而遭受招生不公。
 
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加州大学率先废除实施平权法案,强调对学生的评价更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,而不是种族。
 
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1971年,为确保纽约市特殊高中公平录取优秀学生,不受种族、家庭收入等其他特殊因素影响的入学考试SHSAT诞生。
 
  截止目前,美国不到10个州的州立大学在招生录取中不再强调族裔平衡,更强调学术成绩,但美国多数的私立大学还是非常支持平权法案精神,在大学录取中非常明显地存在对亚裔的限制。正因为此,2015年起,美国的一些亚裔团体,起诉以哈佛为代表的著名大学在招生中的种族歧视行为,至今仍然没有结果。
 
  在这场争论中,最有意思的是,以白市长为代表的一些人,认为考试录取的方式是不公平的,甚至是大规模种族歧视。为了强调这种不公平,白市长曾经说,“非裔与西裔穷,上不起考试辅导班,因此是不公平的”。但对于亚裔而言,他们坚持认为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录取制度是最公平的,其他的方式不公平,也是种族歧视,认为白思豪取消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提案是“21世纪排华法案”。
 
 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!2014年加州曾启动一个族裔平衡的法案,也是为了扭转加州大学亚裔过多,西裔过少的局面。其背后的原因如出一辙:加州废除实施平权法案后,大学招生更强调学生成绩本身,而不关心族裔,导致大规模的亚裔占据加州大学。
 
  按考试分数录取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?不同立场的人在不同时代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。站在黑人角度,平权法案是公平的;但是站在白人角度,它就是不公平的。当年搞SHSAT考试是为了公平,今天废除这一考试也是为了公平,就像在不同时期,平权法案在美国学校招生录取的评价完全不同一样。
 
  这一系列争论,对于我们目前推进的中高考改革,有着一些有益的启示。
 
  在中国,表面上来看,以考分为录取标准的招生方式变成了一个科学与否的问题:即惟分数评价是不科学的,不全面的。因此一系列招生考试改革的核心是去分数评价,希望代之以综合素质评价。但另一方面,这一理念与思路也一直备受公平的质疑,有这方面的风险存在。
 
  2012年,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史静寰教授发布了其研究成果《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》。报告中,根据对获得保送生资格与自主招生资格学生的家庭来源分析,可以清晰地得到一个结论——这种不以高考分数为唯一依据,更强调全面评价的招生制度,即便没有任何招生舞弊,也容易导致一个结果:更有利于来自大城市家庭的学生,尤其是直辖市与省会城市。
 
△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获得保送资格情况

△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情况
 
  图表来源: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(2011)

 
  这一结果与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的录取结果大同小异。一份最新披露的哈佛新生调查表明,在新一届哈佛学生中,富贵家庭还是主体,其中46%家庭收入超过50万美金,这在美国属于超级富豪家庭了。同时,有1/3的新生家庭至少有一位哈佛校友。
 
△图源:梨视频截图
 
  100多年前,美国的大学与今天中国大学录取模式差不多,学习成绩是核心,结果,勤奋且聪明的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最好的大学,尤其是常青藤大学。但是和英国、中国不同,美国私立大学的核心收入是社会捐款,于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常青藤大学开始修改录取规则,强调成绩只是一方面,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东西,包括特长,社会实践能力,家庭背景等等,因为后者往往更容易成为成功人士,从而成为私立学校有力的捐赠者。
 
  在某种程度上,这种综合评价实际上是评价未来最有出息,有成就的人,而不是学习最好的人。这一制度经过长时间实践并不断完善,演化成更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。
 
  但这一评价理念夹杂了太多社会因素,极易造成社会分层的固化,所谓“拼爹”,就如哈佛的录取结果一样。因此,这些年我们国家严格控制包括自主招生在内的各种特殊类型招生,不仅是因公平的风险,还有社会阶层固化的争议。
 
  站在不同角度,会有不同的结论。
 
  在推进中高考改革的过程中,我们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,谨慎把握这其中的分寸,在摒弃惟分数评价的同时,又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正义——中高考的公平正义在中国社会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意义,绝不是一个教育问题、招生问题。
 
  纽约这起争论提示我们,分数评价不科学,不全面,但却有其独特价值,尤其是在公平的标志性意义上,符合国情文化,那么怎么办?
 
  △图源自网络
 
  美国的做法是一个混合评价的思路,即综合评价。我们可能不适合搞一个混合评价尺子,分类评价也许会更好?也就是制定不同的赛道,让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跑道或者赛道的选择,实现机会公平。比如有分数评价,有综合素质评价,各得其所。当然,分数评价上,需要改变目前中高考考试越来越简单化,模式化,缺少区分度的趋势;对于综合素质评价,则需要把握好核心指标,完善监督机制,最大程度保障公平。
 
  中高考改革,无论怎么改,最后都不能丢了公平,这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。纽约中考与平权法案的争议核心也回到了公平,看来他们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淡定。对于中国,公平是一个更为敏感的社会问题,但在解决的思路上,可能更需要强调的是机会公平,给晋升渠道的选择机会,而不是结果公平——强制性的族裔以及其他方式的比例分配。
 
  为了一种公平,带来的必然是反向歧视,也必然导致不同时期的钟摆效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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