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太教育

　　近期，纽约8所著名公办特殊高中的升学考试SHSAT，再次成为华人高度关注的新闻。因为这8所高中最新一期的录取结果公布，亚裔学生占到新录取学生的51%，其次是白人，占29%，非裔与西裔各占4%和7%。面对这一结果，一直试图推翻这8所高中招生录取政策的纽约市长白思豪(Blasio)，激烈抨击按分数录取的SHSAT是不公平的，是“大规模种族隔离”，誓言要改革这一主要看分数的招生制度。

 

　　SHASAT考试类似于我们的中考，诞生于1971年，是纽约最好的8所公办特殊高中的入学考试。SHASAT不考虑种族、收入等任何需要特殊照顾的因素，以学习成绩为核心录取依据。在这一制度下，这8所特殊高中长期被以华裔为核心的亚裔学生占据。2017-2018学年，亚裔学生占比甚至高达60.9%。

 

　　白市长并非第一次抨击SHASAT考试，其上任伊始就开始抨击这一招生制度。近年在白市长的影响与推动下，纽约教育局局长与议长议员们也曾多次抨击这一招生制度不公平，并启动了“人种多元化”的招生改革。

 

　　此次录取结果公布后，纽约教育局局长卡兰扎公开批评：“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特殊高中里不可接受的现状，一次考试就决定命运的政策现状必须被改变。”在他们看来，这种只看分数的录取制度是不公平的。根据目前拟议的方案，亚裔比例将被削减一半以上，非裔与西裔占比将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
 

　　白市长把一个招生制度扯到种族问题，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定性，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这种国家，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，这是不能碰的神主牌，不管是什么政治人物。从这一点上，足见这位市长招生改革的决心之大。

 

　　其实最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一招生制度当初建立的核心宗旨也是公平。

 

　　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美国兴起了一轮对平权法案在教育领域的质疑与否定之声。

 

　　60年代，平权法案开始在美国教育领域得到全面贯彻，其核心做法就是不能仅仅以成绩评价学生，必须做族裔平衡，比如照顾黑人的比例。但在60年代末，这一做法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，对一部分人的保护，必然是对一部分人的歧视，即所谓反向歧视。一位白人女生起诉加州大学，认为自己因为是白人而遭受招生不公。

 

　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加州大学率先废除实施平权法案，强调对学生的评价更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，而不是种族。

 

　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1971年，为确保纽约市特殊高中公平录取优秀学生，不受种族、家庭收入等其他特殊因素影响的入学考试SHSAT诞生。

 

　　截止目前，美国不到10个州的州立大学在招生录取中不再强调族裔平衡，更强调学术成绩，但美国多数的私立大学还是非常支持平权法案精神，在大学录取中非常明显地存在对亚裔的限制。正因为此，2015年起，美国的一些亚裔团体，起诉以哈佛为代表的著名大学在招生中的种族歧视行为，至今仍然没有结果。

 

　　在这场争论中，最有意思的是，以白市长为代表的一些人，认为考试录取的方式是不公平的，甚至是大规模种族歧视。为了强调这种不公平，白市长曾经说，“非裔与西裔穷，上不起考试辅导班，因此是不公平的”。但对于亚裔而言，他们坚持认为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录取制度是最公平的，其他的方式不公平，也是种族歧视，认为白思豪取消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提案是“21世纪排华法案”。

 

　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!2014年加州曾启动一个族裔平衡的法案，也是为了扭转加州大学亚裔过多，西裔过少的局面。其背后的原因如出一辙：加州废除实施平权法案后，大学招生更强调学生成绩本身，而不关心族裔，导致大规模的亚裔占据加州大学。

 

　　按考试分数录取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?不同立场的人在不同时代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。站在黑人角度，平权法案是公平的;但是站在白人角度，它就是不公平的。当年搞SHSAT考试是为了公平，今天废除这一考试也是为了公平，就像在不同时期，平权法案在美国学校招生录取的评价完全不同一样。

 

　　这一系列争论，对于我们目前推进的中高考改革，有着一些有益的启示。

 

　　在中国，表面上来看，以考分为录取标准的招生方式变成了一个科学与否的问题：即惟分数评价是不科学的，不全面的。因此一系列招生考试改革的核心是去分数评价，希望代之以综合素质评价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一理念与思路也一直备受公平的质疑，有这方面的风险存在。

 

　　2012年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史静寰教授发布了其研究成果《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》。报告中，根据对获得保送生资格与自主招生资格学生的家庭来源分析，可以清晰地得到一个结论——这种不以高考分数为唯一依据，更强调全面评价的招生制度，即便没有任何招生舞弊，也容易导致一个结果：更有利于来自大城市家庭的学生，尤其是直辖市与省会城市。
 

△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获得保送资格情况

△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情况

 

　　图表来源：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(2011)

 

　　这一结果与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的录取结果大同小异。一份最新披露的哈佛新生调查表明，在新一届哈佛学生中，富贵家庭还是主体，其中46%家庭收入超过50万美金，这在美国属于超级富豪家庭了。同时，有1/3的新生家庭至少有一位哈佛校友。
 

△图源：梨视频截图

 

　　100多年前，美国的大学与今天中国大学录取模式差不多，学习成绩是核心，结果，勤奋且聪明的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最好的大学，尤其是常青藤大学。但是和英国、中国不同，美国私立大学的核心收入是社会捐款，于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常青藤大学开始修改录取规则，强调成绩只是一方面，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东西，包括特长，社会实践能力，家庭背景等等，因为后者往往更容易成为成功人士，从而成为私立学校有力的捐赠者。

 

　　在某种程度上，这种综合评价实际上是评价未来最有出息，有成就的人，而不是学习最好的人。这一制度经过长时间实践并不断完善，演化成更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。

 

　　但这一评价理念夹杂了太多社会因素，极易造成社会分层的固化，所谓“拼爹”，就如哈佛的录取结果一样。因此，这些年我们国家严格控制包括自主招生在内的各种特殊类型招生，不仅是因公平的风险，还有社会阶层固化的争议。

 

　　站在不同角度，会有不同的结论。

 

　　在推进中高考改革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，谨慎把握这其中的分寸，在摒弃惟分数评价的同时，又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正义——中高考的公平正义在中国社会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意义，绝不是一个教育问题、招生问题。

 

　　纽约这起争论提示我们，分数评价不科学，不全面，但却有其独特价值，尤其是在公平的标志性意义上，符合国情文化，那么怎么办?
 

　　△图源自网络

 

　　美国的做法是一个混合评价的思路，即综合评价。我们可能不适合搞一个混合评价尺子，分类评价也许会更好?也就是制定不同的赛道，让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跑道或者赛道的选择，实现机会公平。比如有分数评价，有综合素质评价，各得其所。当然，分数评价上，需要改变目前中高考考试越来越简单化，模式化，缺少区分度的趋势;对于综合素质评价，则需要把握好核心指标，完善监督机制，最大程度保障公平。

 

　　中高考改革，无论怎么改，最后都不能丢了公平，这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。纽约中考与平权法案的争议核心也回到了公平，看来他们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淡定。对于中国，公平是一个更为敏感的社会问题，但在解决的思路上，可能更需要强调的是机会公平，给晋升渠道的选择机会，而不是结果公平——强制性的族裔以及其他方式的比例分配。

 

　　为了一种公平，带来的必然是反向歧视，也必然导致不同时期的钟摆效应。